世界史中的满洲皇帝──新皇帝登基的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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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选择一个吉利的年号是新皇登基大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大体上，年号需祈求上天的庇佑，并预示统治者之成功。然而，我们不知乾隆为何选择这两个汉字作为其年号。



「乾」字主要出现在《易经》中，代表著宇宙的原始力量，往往也与男性的力量及上天联繫在一起。在汉语中，「隆」字的含义很多，譬如「伟大」、「宏伟」或「繁荣」。在此前的一些帝王的年号中曾多次使用过这两个字。「乾隆」二字合在一起即为「上天之繁盛」或「宇宙之繁荣」之意。

在满语中，与「乾隆」相对应的词是「Abkai wehiyehe」，按照字面意思，即「上天佑助」之意。在本质上，二者所要表达的意思都为天意与帝王统治的一致性。

乾隆继位后，他的名字就需要避讳。按照西方的算法，乾隆于二十四岁即继位，但与其祖父和曾祖父相比，其继位时已经不算年轻，因此并不需要有摄政王辅政，日后也就无须摆脱摄政王的影响；然而，和父亲相比，乾隆继位时却又非常年轻，因此他也不会有政治包袱。他几乎没有什麽敌对者，其继位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乾隆登基周年之时，义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曾为他绘製了一幅画像（见图2-1），从中可以看出乾隆此时的诸多情况。在画像中，乾隆身著毛领长袍，上绣象徵帝王权力的龙、云团及波浪。他的目光中透露出坚定，炯炯有神。他的脸形稍长，呈椭圆形状，五官匀称且俊秀。他的表情淡定而显慧智。嘴唇丰润，双耳和下颌突出，肤色白皙，面部尚无鬚髯（在后来的画像中，就有了细鬚之迹）。

与郎世宁一年前为他所绘的一张正装画像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嘴部轮廓略显冷峻，这显现了这位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乐观、淡定，以及能够统治宏伟帝国的自信。


乾隆的治下疆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通过相异且本质上亦不平等的方式，大清帝国将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置于单一君主的统治之下，而此君主受到了这些地域和民族的普遍认同。

当然，清帝国的核心区域是中国各省。这裡有著最富庶的农业区、最发达的商业和交通网、最大的城市、最繁忙的港口、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及数量庞大的手工工厂和作坊。这些地区的人口超过两亿，约占乾隆朝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多数是汉人，他们主要分佈于村镇和小城镇。而像北京、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其人口数量约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

中国各省也被称为「内地」（inner lands），其周边为满洲、蒙古、西藏、台湾岛（一六八三年被清朝收复，隶属福建省）及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与「内地」相比，这些被称为「外地」（outer lands）的外围区域（包括后来称作「新疆」的地区），人口稀少且较为贫穷。就气候而言，这些地区或极端酷热，或过于寒冷，或海拔极高；就人口而言，这些地区与「内地」也存在很大不同，很多地方都是以诸如蒙古人、藏人、突厥人和苗人这样的非汉民族为主要组成人口。

同「内地」相比，边疆地区的交通运输更为昂贵，效率也不高，所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普通民众甚至是统治者，其生计相较「内地」而言都颇为艰苦。但这些广阔的区域，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地区，作为「内地」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屏障，对清帝国的安全极为重要，被视为国家的战略

到乾隆继位四十年时，清帝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扩展，从黄海沿岸富庶的港口城市到古丝绸之路沿线繁荣的沙漠绿洲，从东北风暴肆虐的库页岛到西南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西双版纳（位于缅甸边界）的热带丛林到北方蒙古的沙漠与草原，这之间的广大地域，全被併入清朝的疆域。

为了对这些地区施行统治，乾隆将複杂的民事与军事管理体制结合在一起，其权威得到这些地区各种思想体系的认可和支持。对「内地」各省及其居民的统治，由北京的文官政府通过中央、省、州、县四级政府来实施，而各级官员则由那些通过竞争异常激烈的科举考试从而获取功名的人员担任。这些官员不到两万五千人，均由皇帝任命。他们直接向平民传达皇帝的指令，定期向上汇报地方事务，执行地方法规，并负责监管各类税收上交给政府。

与「内地」不同的是，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大多实行淮军事化管理，其官员主要是八旗的军事菁英。他们或是通过武力威胁，或是通过与地方领袖的合作来维持地方秩序。但在西南地区和西藏的统治模式则明显不同，均未设八旗驻防：西南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多样性的行政体制，既有「内地」标准的郡县制，也有边地部落的土司制（均由皇帝任命）。

而在对西藏的统治中，除了自雍正朝开始派驻拉萨的两个满洲办事大臣之外，清朝或是得到了与其联合的西藏贵族的协助，或是得到了诸如达赖喇嘛这样的藏传佛教领袖的协助，或是得到了二者的共同协助。一些边疆贵族需要缴纳赋税，而另一些贵族则需向朝廷进贡当地的珍贵特产（毛皮、人参、马匹和玉石等）来代替税收。朝廷要求许多地方贵族按照固定日程或通过其他变通形式来向皇帝表示效忠。朝廷有其政治目的，同时也规定了缜密的仪式，两者存在诸多相互联结之处。

另外，在整个疆域，各类事务都留有书面记录，由此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档案，其中多数是汉文档案，还有一部分是满文档案。其内容从人口普查到粮食价格，从茶叶收成到降雪，从牧马场到堤坝修理，无所不包，其中有许多档案保存至今。可以肯定的是，就行政管理体系和效率而言，任何前近代国家都无法与清代的行政规模和複杂程度相比。



在帝国的组成方面，清帝国与罗曼诺夫王朝（House of Romanov）、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蒙兀儿帝国（Mughal Empire）等伟大的近代早期大陆帝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这些帝国地域宽广，境内民族多元，并通过一个核心政府来实行统治；各个帝国均有不同的特权阶层；各个帝国都依赖于以统治者个人为中心的複杂而又灵活的正统理念；各帝国的权力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散性，实行的是直接与间接统治的结合（总体上，离中心越远，就越依赖于地方菁英的忠诚度）；各帝国都依赖于有效的怀柔与高压来保持帝国的统一；各帝国均实行多样性的政策，一方面，展现出对国内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相对宽容，另一方面，又竭力控制著这些差异，避免这些差异成为导致帝国分裂的潜在强大离心力。因此，近代早期帝国的这些原则截然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平等、自治和自决理念。

不过，满洲帝国有两个方面不同于其他帝国。

其一，清朝继承了汉、唐、宋、元和明这些王朝的体制与结构，而这种体制与结构注定使清朝与以往的中国王朝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因此，这种延续了一千八百年的传统既对清朝充满期望，也给清朝施加了某些限制——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无论是皇帝还是文武百官，在理念上都应该维持以前的统治模式。因此，乾隆不可能随意开展大范围的革新，或是对已经存在上千年的传统政府机构进行彻底变革，这是乾隆与俄国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然而，这并不意味著乾隆不曾进行革新，只不过他进行的是实验性的、非正式的和间接的变革。历史证明，剧烈的政治变革通常会适得其反，乾隆深受历史之影响，无法轻易摒弃这些教训。毕竟，历史的先例为满洲帝王这样的闯入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满洲帝王需要（或他们自己觉得需要）让那些抱持怀疑态度、怀念前明的人相信，儘管他们并非汉人，但他们认同并延续了前代天子所流传下来的道统与正统。

汉人对满人所显现的差异之认识及不时对这种差异所发出的怨恨，有时被认为是潜在的近代早期中国「国族主义」的一种迹象，虽然它在本质上明显不同于近代国族主义者的观念，但还是给清朝统治者提带来了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引出了清帝国的第二个特徵，即满洲人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其臣民的人口比例是一比二百五十。虽然他们意识到需要与人口佔据多数的汉人分享权力，但同时也要防范不让汉人享有过多权力。

清朝统治者知道，既要确保征服菁英的特殊利益，也要允许汉族文人进入统治阶层，这就需要在推行「满洲本位主义」和逐渐「同化」（或「涵化」[acculturation]）之间取得平衡。例如，满洲人入关后，强迫全体汉人男性按照满洲人的习俗剃髮留辫，以此作为汉人臣服的标志。



许多汉人将这种行为视为对垮台的明朝统治者和对孝道的一种亵渎，因为「身体髮肤，受之父母」，剃髮，即使只剃掉一半，也是对祖宗的背弃。作为法规，清朝规定「留髮不留头，留头不留髮」。然而，清廷同时也愿意继续推行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科举考试来徵募官员，并坚持儒家教育。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清皇帝所面临的情况与罗曼诺夫沙皇和鄂图曼帝国苏丹不同。他们并不需要去平衡族群的特殊性与统治主权的普遍性，因为要麽他们与被统治者来自同一族群，要麽在其治下人口中，没有哪一个族群佔据主导地位，并可能对外来统治者的统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不过，印度的蒙兀儿帝王们则面临著这样的问题。在宽仁的阿克巴大帝*统治之下，蒙兀儿帝国最初成功地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利益，与佔据蒙兀儿帝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印度教臣民的期望之间，取得了平衡。

然而，至十七世纪时，由于统治者严重倾向波斯的「苏菲派」（Sufi），而疏远了大多数人，支持者日益减少，蒙兀儿帝国最终瓦解。

和蒙兀儿帝国相同的是，满洲人发现他们入关后所面临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风俗，不同的是满洲人在这种环境下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成功的代价是不得不对当地习俗做出比蒙兀儿帝国还大的让步，而蒙兀儿帝国则从未接受过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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