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种人」的观念究竟从何而来？

道中道

一开始会进行这项研究计画，是因为我有兴趣了解东亚人如何在西方的想像中变成「黄种人」。然而我很快便发现，关于东亚的记述最早是从马可．波罗（Marco Polo）及十三世纪传教士的描述开始，他们如果提及了居民的肤色，几乎全都明确指出是「白色」。那么「黄种人」的观念究竟从何而来？又是起源于何处？



许多读者将会发现，「红色」美洲原住民也引发了类似问题，而且这个特殊的肤色名词就跟东亚的「黄种人」一样，其真实起源至今仍旧成谜。

有证据显示，「红色印第安人」的概念可能受到一件事的影响（儘管并未经过充分解释）——根据欧洲观察者的说法，某些印第安部落将植物的物质涂抹在身上，以保护自己免于阳光或昆虫的伤害，而那可能导致他们的皮肤呈现「红色」。人们也会想到印第安作战彩绘所呈现给人的既定印象。有些部落甚至早在公元十七世纪就自称为「红人」，应该是为了将自己与欧洲移民及其非洲奴隶区隔开来。

无论这些对于美洲原住民的描述有多么薄弱或不足，就东亚人的例子而言，则根本没有类似的解释。在中国或日本，没有人会把「黄色」的颜料涂抹在皮肤上（中国与日本将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韩国的资料在二十世纪之前则相当罕见），而远东一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有人称自己为「黄种人」，当时西方的种族分类以及现代西方科学的其他许多观点正逐渐传入中国和日本。

不过，「黄色」在中国（日本则并非如此）文化中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心的颜色、帝王的颜色，也是大地的颜色；是黄河原始的颜色，也是神话中全体汉人共同的祖先：黄帝的颜色。「炎黄子孙」至今仍是一种种族自我认同的象徵。「黄种人」的概念是否是源自对这些象徵的某种误解或误译？

早期的西方评论者对于这些象徵大多相当熟悉，尤其是传教士，因为他们为了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去认识地方的信仰和文化。他们对中国的描述经常提及黄河和黄帝，因此不难想像这类象徵的意含可能继续扩展，进而代表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一如中国的学问与文字传到了天朝帝国的边界之外。

然而，在十九世纪之前曾经分析甚或提及中国的「黄色」概念的文献中，据我的研究，没有一个将「黄色」与肤色连结在一起。十九世纪之前完全找不到东亚人「黄皮肤」的概念，而此概念也并非来自任何一种亲眼见证的描述，或是关于东亚文化符号的西方解读文献。

我们将看到，这个概念并非源自旅行见闻或传教文献，而是出自科学论述。十九世纪所发生的情况是，「黄色」已然成为一种指涉种族的称号。换句话说，东亚人是一直到被归类为「黄色」种族后才变成「黄种人」，而起初在十八世纪末时是被称为「蒙古人种」（Mongolian）。

一六八四年，法国医生暨旅行家佛朗索瓦．伯尔尼尔（François Bernier）发表了一篇短文，他在文中「根据居住在地球上不同的人类种族，提出了一种新的区分。」他率先提出，「黄种人」是这些种族中的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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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奈

影响力更大的是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他在一七三五年以其《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名噪一时，享誉国际。那是第一本将人类纳入分类系统的重要著作；在此分类系统中，整个自然世界被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及矿物界。他表示，「亚洲智人」（Homo asiaticus）是「黄种人」。

最后于十八世纪末，同样身为医生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开创了比较解剖学，他斩钉截铁地宣称远东人是「黄色」种族，与「白色」的「高加索人种」有所不同，此后我们便一直使用这些名词。

然而，这种说法显然过度简化，当中也存在一些错误。

首先，伯尔尼尔并没有说东亚人是「黄种人」，他称他们为「真正白」（véritablement blanc）。他唯一描述为「黄色」的根本无关一整个地理族群，而是来自印度的某些人，尤其是指女性。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有时被认为是这种观点的来源，他同意印度人是「真正黄色」的人。

第二，我们确实能将林奈视为首先将亚洲与「黄色」连结起来的人，但我们也需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个细节，因为他一开始称他们为「深色」（fuscus），直到一七五八至一七五九年的《自然系统》第十版中才改成「淡黄色」（luridus）。

第三，他谈的是整个亚洲，而不只是东亚。至于布卢门巴赫，他的确称呼东亚人为「黄色」（他所选用的拉丁文是gilvus，亦是从fuscus修改而来），但同时也将他们归入一个称为「蒙古人种」的种族类别中，而此新创的「蒙古人种」在先前探讨此主题的著作中一直受到严重忽视。

分类学家决定使用「黄色」，不只是因为它跟「红色」一样，是介于白与黑之间的颜色——犹太基督教世界一千多年来均将这两种根本肤色视为理所当然。我认为，倒不如说「黄色」与「蒙古人种」有助于强化亚洲的威胁、异国、危险性等形象，这两个名词共同与东亚过往一连串侵略行动的文化记忆象徵性地连结了起来：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与帖木儿等人此时也都一起被归为「蒙古人种」。

儘管这个说法依旧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要从其他无数颜色中挑选出「黄色」（即使在布卢门巴赫发表那项深具影响力的宣告之后，其他颜色仍持续有人使用），但「黄种人」与「蒙古人种」却相互连结，在十九世纪共同组合成为一个新的种族类别。

到东亚旅行的人开始更频繁称呼那裡的居民为「黄种人」，此种族分类也成为十九世纪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焦点。早期人类学除了语言或文化�八字�外，亦极为关注身体差异，而肤色就属于这样的主题。

布卢门巴赫和比较解剖学家热中于测量人类头骨，提出一个「民族脸孔」（national faces）的理论，进而形成一种对称于「白人」外型的阶层系统，与之相对的是由其他种族所展现出来、较不对称的外型。布卢门巴赫与他的追随者将「蒙古人种」及「衣索比亚人种」的头骨置于距离「白人」理想型头骨的最远一端，「美洲人种」与「马来人种」则位于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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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

但在人类学于十九世纪中期臻于成熟之际，身体测量的过程变得更加複杂，扩大到整个身体的细微量化。这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法国医生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至一八八〇年辞世为止，他总共发明了将近三十种专门用来测量人类身体的仪器。

较不为人知的是他对肤色评估造成了深远影响，他曾设计一个有各色方格的表，目的在于为皮肤找到最接近的颜色，企图将肤色标淮化。其他人试图改进这个相当繁杂又主观的程序，于是运用不同的颜色范围做实验，并引进不同的媒介，例如玻璃板或油漆。到十九世纪末，一种小型的木陀螺成为广受欢迎的替代实验方法：在陀螺上面放一些彩色纸盘，陀螺旋转时那些纸盘就会混在一起。接受测量的受试者在陀螺旋转时将一隻手臂放在旁边的桌上，研究人员则一边调整纸盘，直到纸盘与受试者的肤色相同。

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或许稍显古怪或有趣，但当时的人类学家却非常严肃看待，而且经常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使用。然而，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工具发挥了一种功效，为原先已存在的种族刻板印象注入据称是经过科学认证的字面意义。

色表上的颜色绝非肆意挑选与安排，儘管许多其他组合可以用来複製构成人类肤色的有限色调范围，陀螺还是採用了白、黑、红与黄色纸盘。这种陀螺的早期研发者指称，如此设计的原因并非人类皮肤实际呈现了这些颜色，而是白、黑、红与黄从一开始就被假定为是「四大人种」的肤色。研究人员开始量化「蒙古人种」的肤色之后，其结果就是某种介于白与黑之间的色调，而在细心操纵之下，就如同操纵「彩色陀螺」那般，东亚人的肤色终究能变成「黄色」。

十九世纪医学的一项类似发展其焦点不在肤色，而在「蒙古人种」身体的量化，并将它与被认为流行于整个种族或某种程度上与整个种族有关的某些疾病连结起来，包括「蒙古眼」、「蒙古斑」以及「蒙古症」（现今称为「唐氏症」〔Down syndrome〕）。

我将会说明，这些疾病全都成了将「蒙古人种」与西方「白人」区隔开来的方法，因为它们不是被当成异常东亚人身体的特色，像是似乎根本不会出现在白人身上的「蒙古斑」，就是只会在白人小时候或遭疾病感染时才出现的特徵，例如「蒙古眼」或「蒙古症」。研究人员也将这些「蒙古人种」疾病连结到当代的演化理论，探讨「白种人」早已经历了较低等种族依然未脱离的发展阶段。

因此，最早出现在日本婴儿身上的「蒙古斑」，被视为人类演化早期阶段留下的色素痕迹，甚或是残留的猴子尾巴；「白人」小孩在长大之前，可能出现类似「蒙古眼」的症状；而罹患「蒙古症」的人，尤其是小孩子，看起来与「蒙古人种」极为相似，因为这种病症是一种可见的「返祖现象」，就像是退化至前一个演化形态。

与早期人类学的情况类似，医学上对「蒙古人种」的病理学解释，对于研究人员起初的刻板印象造成了惊人的强化作用。医生也经常描述东亚人拥有「黄色」的身体，而「蒙古人种」疾病可能与生理机能退化有关，更坐实了古老的过时说法——远东人就是迟滞、虚弱，喜欢模仿别人。「白种人」可能会暂时感染「蒙古人种」疾病，或因为健康不佳或先天缺陷等原因而染病，然而真正的「黄种人」却会永久停滞在幼稚、低智能或发育不良的状态中。

到了十九世纪末，现代科学已经完全确认了「黄种」东亚人。此外，「黄种人」也始终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与威胁的种族类别，尤其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更多的东亚人移民到西方之后，危险性更加提高。
黄祸

黄祸

此时远东逐渐被视为「黄祸」（yellow peril），这个名词出现于一八九五年，一般咸认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所创，那是他针对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击败其面积广大且人口众多的邻国中国而做出的回应；那场战争又被称作「黄色战争」。更糟糕的是，日本自己也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殖民帝国，十年后当它也击败俄国时，似乎为西方掌控文明世界的荣景划下了句点。

「黄祸」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概念，可能指中国、日本或其他任何「黄色」国家，也可能是指称许多种祸害，例如人口过多、「异教信仰」、经济竞争以及社会或政治衰退。但是，我们也将看到，西方已开始将它所谓不证自明的「黄种人」与「蒙古人种」等概念输入东亚的环境脉络中，而这种散播过程几乎都不是简单且直接的。

在中国，黄色是一个十分古老、在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颜色，与西方的「黄种人」概念之间纯属巧合。「黄色」可以被骄傲地反转成一个自我认同的名词，而非只是种族上的羞辱；它不只是一种文化象徵，也是中国人非「白色」、非西方皮肤的实际肤色。

然而，「蒙古人种」却也与非汉人的「蛮族」有关，在历史上是中国与西方的祸害，遭到排斥。日本评论者则拒绝接受「黄种人」与「蒙古人种」，认为它们仅限于用来描述其他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

许多日本人偏好被视为较接近强大的「白种人」，而非低下的「黄种人」，事实上不少西方人也同意这种看法。在中国与日本，西方的种族分类已经变得十分普遍，即使认为「黄种人」是咒骂语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肤色并非「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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