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中的满洲皇帝──乾隆下江南

看风景

乾隆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统治者，非常喜欢四处巡游。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离开紫禁城，要麽是去北京西北郊更为休閒的圆明园（就是在这裡，他首次见到了祖父康熙帝），要麽是去更远的、颇具田园风光的承德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

巡游确实成为了乾隆的统治风格。在位期间，他亲身游历了许多地方，去过北方，也去过东部，尤其是去了南方（不过并非极南之地）。在多数年份，他至少会离开北京三个月，在某些年份离开京城的时间甚至长达六个月。如果取最小的数字为平均数，再乘以六十，我们会发现这位不喜安逸的皇帝花在旅途中的时间足有十五年之久，这可是他整个统治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前现代历史裡鲜有统治者拥有与之匹敌的旅行嗜好。

显然，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乾隆帝，就必须掌握这些巡游对他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巡游对他的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跟随其巡游之脚步，我们也能略微了解乾隆统治下的中国。

在乾隆的巡游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多且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对江南地区的巡游。这样的巡游共有六次，分别发生在一七五一年、一七五七年、一七六二年、一七六五年、一七八〇年和一七八四年。乾隆将这些所谓的南巡视为与征服新疆并列的两大功绩之一：「吾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



历史学家们对这些巡游通常持批评态度，认为南巡耗资巨大，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崩溃。这种评价虽然不无道理，但可能还是夸大了南巡的经济影响。无论如何，在十八世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乾隆南巡都能跻身于最为壮观的政治场景之列。

江南是今天的浙江、江苏两省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之简称，有清一代直至今日，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都是全国最繁荣之地。打个类似比方，江南地区之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好比英格兰和荷兰之于欧洲的经济发展，在十八世纪，其城市生活水准可能与英格兰和荷兰等国城市并无差别，甚至还要略高。

在乾隆时期，江南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六，却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九的以现金支付的政府土地税收（以银两支付），百分之三十八的其他税收收入（以粮食支付），以及供养京师的百分之六十四的漕粮。

此外，国家从江南盐商徵收的钱财，占全国此类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中国繁荣的丝织业主要集中在江南，不仅为国内市场，也为欧洲和亚洲市场提供产品。江南各城也是茶、瓷器、木材、棉花和其他各类商品运往全国各地的主要转运中心。

江南的文化优势则更为突出。下面的描述足以说明情况：一六四五至一七九五年，京师共举行了六十一次科举殿试，其中五十一次的状元来自江南。鉴于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在所有参加最低级别科考的应试者中，最终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希望进入最高一级的考试，江南学者的成功率之高令人吃惊。由于科举的成功可以直接授予官职，因此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就尽是江南人士。


另一种景象也能说明江南在国家文化领域中的繁荣：江南名胜在全国佔据绝对多数，包括庙宇、园林、湖泊、酒肆和藏书阁。无怪乎八百多年来，这些名胜古迹成为许多中国名家笔下的诗歌、散文之吟唱对象。如果有人不曾见识过江南各城如杭州、苏州、扬州和南京及其周边的魅力，他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文人，仅仅依靠那些对此有诸多介绍的旅游指南是无法完全领略的。

乾隆对此当然非常了解。鉴于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曾提及汉人的城市生活对淳朴尊贵的满洲特性存在有害影响，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会不屑于这种放荡不羁的传统。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乾隆是一个深受多种文化影响的人。他既享受承德和木兰围场之行，同样也非常喜欢汉人的诗歌、绘画、瓷器和戏剧给他带来的各种雅趣。

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著文化抱负的人，造访江南名胜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因此，在他认为南巡符合政治需要时，便筹画了首次南巡，而最终这样的巡游共有六次。

乾隆自然知道先例的重要性，他也意识到一些官员可能会不满于他的这一计画（一些官员已经对其恢复围猎提出了批评），因此，在一七五〇年时，针对一些江南绅耆士庶「合词奏请南巡」，乾隆以一种无可批驳的口吻予以了积极回应，其有关民事与孝道的用词虽然不同却存有联繫：

江左地广人稠，素所廑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馀年来，未遑举行。屡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

乾隆在此提出了三个正当的南巡理由。

首先，巡视防洪石堤大坝等工程并了解当地民情，还会去视察桥梁、皇家作坊，并召见各省官员。

其次，让江南百姓熟悉自己。一个多世纪以前，这裡曾经对清军的进攻进行过激烈抵抗。乾隆不仅要关注当地农民和工匠的生活，还授予他们在路边和市肆直接一睹天颜（通常，皇帝经过时民众须低头）的权利。

最后，希望让他的母亲欣赏江南美景。乾隆坚称其南巡是因孝道而绝非仅因自己的旅行癖，这样就可以减少人们对其巡游之批评。有谁能说他取悦母亲是种错误呢？其祖父曾进行过六次这样的巡游，那麽又有谁能说乾隆此举是草率之举呢？乾隆同样谨慎地指出其南巡支出有限，而其个人亦会承担部分花费。

于是，准备工作开始了。一七五一年春天，正值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的首次南巡开始启动。金川战役的英雄傅恒负责南巡事务。

乾隆首次南巡的准备工作，遵循了先前巡游其他地方时已经确立的先例。行程多少遵循了康熙南巡的路线，道路状况相应得到改善。大队人马乘船前行的地方，需要疏通运河，加强堤防，徵用并装备好船隻。在不适于扎营之地，还要搭起临时建筑以供宿营。乾隆命令这些准备工作不得扰民，尽可能不要滋扰民间田园。

此外，马匹供应也是个问题。皇帝自己的座驾可以渡运过黄河和长江，但其他随员的马匹则需地方供给。找到并喂养所需的六千七百头牲口绝非易事。后来，地方官员奏称，数量如此多的牲畜行进在相对狭窄的道路上，可能会对乡村造成损毁，乾隆因此减少了百分之十的牲畜数量。

乾隆减轻了巡游所经各省的税收，而那些本应运往京城的税收则可用以弥补与巡游相关的地方支出。而皇帝巡游途经地方之税收亦得以减免，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作为皇恩的一部分，江南各地官员可望得到小小的升迁。而那些参加科举的生员则有望参加专门的考试，他们就有可能得到垂涎的进士功名，这可是通往事业成功和更高社会地位的门票。富裕商人，特别是那些经营国家盐业之人，也在皇帝的南巡中得到了好处，作为回报，他们则要「志愿」为地方的准备工作大量捐献。

儘管乾隆皇帝努力将其南巡造成的混乱减至最小，但是，就在一七五八年他的第二次南巡后不久，一个愚勇的官员还是上奏批评南巡的开销，认为巡游是花费过于昂贵的享乐，还给皇帝及其陪同人员带来很多磨难。他要求乾隆不要再进行这样的巡游，停止因巡游而强加于地方士绅的「敲诈勒索」。

乾隆对此当然生气。一方面，他认为巡游并不是为了他个人的消遣，不是什麽娱乐之旅，而是巡查各省情形。另一方面，让那些已经习惯了京城安逸生活的旗人去经历一点磨难，是整个巡游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换句话说，在乾隆看来，江南之游，儘管有诸多美景和消遣活动，但主要还是一种工作，是作为天子、大清之子和母亲之子的皇帝必须要履行的庄严职责。如果此举必须花费一些钱财，那也是应该的。



乾隆的南巡与其对盛京、五台山和山东的巡游很相像，不过也存在一点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巡游的规模。其他巡游之旅程不过几百英里，而南巡全程往返却达三千两百公里左右。因此，南巡为期最长：西游五台山平均需三十六天，东游山东平均需六十天，造访盛京平均要八十八天，相比之下，南巡则平均需一百五十天。南巡的扈从人员为三千两百五十人，这也比其他巡游的随从人员规模大得多。南巡途中所需的马、驴、骆驼、羊和牛这些牲畜总数接近一万。

此外，在此背后还需要有非常多的人力资源。例如，一七五一年，徵召了五万当地劳动力去维修道路，而且，鉴于巡游路途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在大运河上，在大运河沿线拖拉船舶的人又需要大约三十万人。这种活动的规模确实只有在清朝这样的帝国才能进行。难怪负责南巡组织工作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负责军事后勤的官员。

南巡耗资巨大，这并不足为奇。对乾隆南巡的费用只能进行粗略估计，但是保守地说，每次南巡的花费都不会少于三百万两银子，也许实际金额还要更高。可以肯定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古今之论者因此一直批评乾隆的奢侈和自大：为何不将这些钱储备起来或是用于对社会有益的各项工程呢？

人们很容易就会为这些钱想到其他有益的用途，但清朝的政体几乎和所有近代早期国家一样，是一个具有强烈世袭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而非「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乾隆是一个皇帝，亦须如皇帝般行事。

也许，在与这些巡游活动相关的惊人费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南巡其实并没有导致国库空虚。即使在最后一次南巡后，国库之盈馀状况依然不错。换句话说，考虑到国家经济规模巨大，即便是多达三百万两银子，也只相当于十八世纪中期政府年均税收盈馀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还处于可以承受之范围。在这方面，乾隆巡游江南极为有力地证明了清朝的富裕和乾隆操控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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