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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道教术数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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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1 02:28: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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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道 教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就是汉代术数学的兴盛以及黄老道家、神仙家对术数学的传承和吸收。汉代道教术数的形成,经历了术数道教化与道教术数化的双向进程。 汉代黄老道家与汉末天师道对《道德经》诠释的术数化,《太平经》关注社会政治的术数学,与《周易参同契》关注炼养的术数学,均在不同维度、不同意义上促成 了道教术数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教术数不能简单地形容为杂而多端,而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概念。汉代道教术数的产生造成了多向度的社会影响,其最 直接的意义,是塑造了道教自身的宗教形态。



关键词:道教  术数  汉代



“术 数”之名,已见于先秦典籍,但多指政治制度、策略,如“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韩非子·奸劫弑臣》),“明主犹奚仲也,言词动作,皆中术数”(《管子· 形势解》)。而后世一般所谓的“术数”,或称“数术”,首见于《汉书·艺文志》(下文简称《汉志》),与观察自然、预测吉凶有关,是与方技相联系的一个概 念。李零先生对这两者有一个扼要的区别:“中国古代研究‘天道’的学问是叫‘数术之学’,而研究‘生命’的学问是叫‘方技之学’。”[①]这一广义概念有着目录学、考古学的依据,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术数学预测吉凶之外更为深刻的内涵。这种广义上的术数,道教从诞生起即对其加以吸收和演绎,成为其教理教义、修行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笼统地说,道教流传的术数之学,即是本文所谓的“道教术数”。

学术界对于道教术数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关系已多有探讨,詹石窗先生撰有《道教术数与文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以及《道教术数与科技哲学》(《中国道教》1999年第4期),日本武田时昌先生有《中世の數學と術數學——科學と宗教の習合點をめぐつて—》(载麦谷邦夫编《中國中世社會と宗教》,京都:道氣社,2002年)一文,涉及了南北朝时期道教术数与数学的关系,盖建民先生亦对道教术数与中国传统数学的关系进行了考析[②]。笔者拟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汉代道教术数的源流作一番梳理,以便推进对道教术数的内在涵义及其影响的认识。



一、汉代术数学的兴盛与道教对汉代术数文献的传承



先 秦时期,术数往往被认为是沟通天人的重要途径,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传》)故而术数学一般由官 方掌握。如《周礼·春官宗伯》称大卜掌三兆三易三梦之占,太史属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周礼·春官》)。而据《尚书·洪范》记载,箕子 谈论禹从天帝所受治国之法时,就包括建立卜筮人稽疑的一项。《汉志》总结古代流传的术数之学的学源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③]

尽 管如此,在春秋战国时期,术数学已逐渐流入民间。诸子百家已普遍地接受并援用术数学所建构的模型,借以建构、说明自己的学说。如儒家以《易经》筮法的卦象 类比君子的德行,阴阳家借由五行生克发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秦火不毁医卜农桑之书,入汉之后,术数之学在民间愈加兴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总结到: “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④]其实,术数学支脉繁多,其源不在《易经》者为数甚多。《汉志》列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称“凡数术百九十家”[⑤],此一数量为六艺之冠。《后汉书·方术列传》则举卜筮、阴阳推步、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洪范》五行阴阳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等类,又称其流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以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等[⑥]。由此可见汉代术数兴盛之势。

汉 代术数学的兴盛,正是道教诞生的重要思想背景。从文献上来看,一方面,道教直接传承了汉代的术数典籍,并往往尊其为经,赋予其权威性与神圣性;另一方面, 汉代时期的道教经典均有机地融合了术数学,并对其有相当程度的发挥。这两部分均为道教术数在文献上的表现,本节先对前者作一梳理。

关于道教直接传承的汉代术数典籍,《正统道藏》便收有一些题为或疑为出自汉代的术数书。太玄部有《灵棋本章正经》2卷,晋颜幼明注,刘宋何承天续注,此经题当是道门对《灵棋经》的尊称。敦煌遗书P.4048号 《灵棋卜法》是本经的一个手抄残本,无卦题,仅有颜注。《四库全书》亦有收录、整理。《灵棋经》或题汉东方朔撰,或云黄石公以此书授张良,又有谓淮南王刘 安所撰,《道藏》本唐代李远序言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皆以其为依托之言。然李远认为此书行世甚早,而《四库提要》作者则进一步考证此书出自六朝以 前。故而,此书为道教传承的汉代术数典籍,当无疑义。詹石窗先生考察经文后认为,灵棋课法早先应该属于道教使用的一种卜筮技艺,并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⑦]。

洞真部众术类收录《黄帝龙首经》2卷,《黄帝金匮玉衡经》与《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各1卷,属于六壬式、择日之术一类,均不见于《汉志》,大抵出于唐代以前。《道藏提要》根据《抱朴子内篇·遐览》及史志著录,认为《黄帝龙首经》盖为汉魏时流行民间之占书[⑧]。洞神部赞颂类另有《太上洞神五星赞》1卷,题张平子(东汉著名天算家、文学家张衡)撰,为军国占星之书。

《抱 朴子内篇·遐览》著录有《灵卜仙经》、《老君玉历真经》、《九奇经》、《神光占方来经》等,以及一些以日月星宿为名的道经,《登涉》篇亦有引《太乙遁 甲》、《遁甲中经》之佚文。这些典籍均已逸失,有的或为汉代术数之书。《释滞》篇还提到了《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郄萌》、《七曜》六 家星占推步之书,巫咸、甘德、石申皆为先秦著名星占家,而《汉志·数术略》收录了六种以“海中”为题的星占书,《晋书·天文志》则记载了东汉郄萌对宣夜说 的概括。关于七曜之术,江晓原先生认为其输自异域,近有研究生陈志辉考证后认为:“东汉刘洪及东晋徐广家传之七曜历术为中土原产的旧七曜,由南北朝开始至唐代输入极盛的七曜术是新七曜。”[⑨]由此看来,葛洪提到的《海中》、《郄萌》、《七曜》三家星占书,应为道教传习的汉代或更早的术数书。

另外,南宋著名天算家鲍澣之曾于杭州七宝山三茅宁寿观道藏中抄得《数术记遗》,于嘉定六年刊刻,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书旧题汉徐岳撰,《四库提要》以来,学者多疑为伪托。无论其是否出于汉代,正如盖建民先生的考定,此书属道教术数著作是没有疑问的[⑩]。《数术记遗》亦是现存最早的珠算著作,在唐代就为算学馆学生研习,是明算科考试的兼习书目。此书反映了道教术数与传统数学的密切关系。

《永乐大典》还录有《大汉原陵秘葬经》,为风水堪舆之书,今收入《藏外道书》。徐苹芳据经文内容、明器神煞、葬仪制度等方面考证此书成书于金元时期[11]。丁培仁先生也以旱罗盘南宋始传世,认为此经当出于南宋至明初间,非汉代之作[12]。



二、基于术数学背景的汉代道教经典



汉代几部重要的道教经典——《太平经》、《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周易参同契》等,都受到了术数学的深刻影响,并对术数学有进一步的发挥。结合这几部道经的学术背景,考察汉代道教术数形成和演变的源流,我们可以梳理出如下几条线索:

其一,汉代黄老道家及早期天师道对《道德经》诠释的术数化;

其二,汉代《太平经》的流传、演变,其术数学关注社会政治;

其三,汉代神仙家对术数学的吸收,其代表是《周易参同契》关注炼养的术数学。

1.汉代黄老道家术数之学与《道德经》诠释的术数化

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谈到:“道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道家自身衍变的产物,是黄老思潮结合神仙思想、阴阳数术、神观念,并吸取宗天神学、谶纬神学等而由‘道’统率的庞杂的思想体系。”[13]汉末道教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正是黄老思潮与术数之学的合流。

从文献上看,《汉志》中著录了大量依托于黄帝或黄帝之臣的术数典籍,不妨列举如下:

(1)《诸子略·阴阳家》有《黄帝泰素》20篇。小序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14]这里说明了阴阳家术数学有制定历法、授民时令的目的。

(2)《兵书略·兵阴阳》有《黄帝》16篇以及《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4篇依托于黄帝之臣所作的典籍。小序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15]今本《尉缭子》已将刑德术数之源依托于黄帝,从《尉缭子·天官》、《淮南子·天文训》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等文献的记载来看,刑德也主要是以干支历算推演吉凶的术数。唐李筌《太白阴经》则反映了道教对兵阴阳家术数学的吸收。

(3)《数术略》收录的依托黄帝的术数典籍有:

天文:《黄帝杂子气》33篇。

历谱:《黄帝五家历》33卷。历谱类更近于数理推算而少占卜,其中还有《许商算术》、《杜忠算术》两部算学典籍。

五行:《黄帝阴阳》25卷;《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小序称:“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16]可见其亦多涉历算。

杂占:《黄帝长柳占梦》11卷。该类小序称:“《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17]则此种梦占或兼涉易筮。

这 些依托之作当多为汉代黄老道家所传习,或是受黄老思潮的影响而传出的,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黄老道家术数之学的状况。从上面的说明可知,这些术数典籍往往有 不少自然科学的内容,这说明术数即是早期自然科学的载体。后世道教因其现世长生的目标,特重道术的可实证性和可参验性,故其教吸收有经验实证基础的术数学 便为题中应有之义。

从《淮南子》天文、时则诸篇也可知,汉初黄老道家对星占等传统术数学非常熟悉,并对其有所扬弃。要略篇中就批评了传统术数的烦杂,认为“《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18]。黄老道家研习术数的目的,是为了能“究万物之情”、“因物与合”[19],最终知道、法道、合道,正所谓“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20]。而欲“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就少不了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历算、医药养生等学问的探索。而术数学,正是当时自然科学的表现形态。

黄老道家及汉末天师道在阐释《道德经》文本时,便注重以术数学发挥经文意旨,重建术数学基础上的养生学。约于东汉时期传出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就透露出这种趋势,兹举三例:

天应之以恶气,即害五谷,五谷尽则伤人也。(《俭武第三十》)[21]

天降甘露善瑞,则万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调若一也。(《圣德第三十二》)[22]

天道至明,司杀有常,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斗杓运移,以节度行之。(《制惑第七十四》)[23]

汉魏之际的天师道经典《老子想尔注》延续了这一传统,如其中释“与珥过客止”一句为:“诸与天灾变怪,日月运珥,倍臣纵横,刺贯之咎,过罪所致。五星顺轨,客逆不曜,疾疫之气,都悉止矣。”[24]如此断句和诠释,正反映了汉末天师道对于星占术数的传习。《老子想尔注》又云:“今当和五行,令各安其位勿相犯,亦久也。”[25]这是天师道以术数指导养生的例子。

《道 德经》诠释的术数化倾向,是道教对老子道论从抽象到具体的一种开演。道教没有囿于先秦道家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而是逐渐强调术数学的认知作用。在修炼方 面,先秦道家直指人心的致虚守静、心斋坐忘之术,逐渐发展为道教术数学统领的外炼内养之法。术数学一方面需要经验观察,另一方面也需要数理推算,这两点正 是道教能在科技领域做出独特贡献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道教始终以得道作为终极目标。故而道教往往视道为术数之本,术数为道之末。如《黄帝阴符经》建立了“道-法-术”的位阶,唐末算命大师杜光庭亦称:“数者,生于道也。”[26]道教又强调术是通往道的门径,如《云笈七籤·秘要诀法》修真旨要序事中谈到:“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伎也。道无形,因术以济人;人有灵,因修而会道。”[27]北宋算命大师朱执中注《火师汪真君雷霆奥旨》亦称:“因术识法,因法知道。”[28]这些思想的源头,便是汉代《道德经》的术数化诠释。要言之,道教术数的根本特点,便是强调道为术本,追求以术知道,以术演道。

2.《太平经》的术数之学

《太 平经》的流传对于道教的形成影响重大,其术数思想既受汉代谶纬之风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色。西汉末年,齐人甘忠可即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其书虽已亡 佚,但从《汉书·李寻传》的记载可见,甘忠可将神仙信仰与历算术数融为一体,推演历数的目的是为了尊天法道,乃至息灾异、去咎殃,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而 《后汉书·襄楷传》中提到的以阴阳五行立说的《太平清领书》,即一般所谓的《太平经》。这部经典依托天师传授,试图建立一套教理教义,并通过天师弟子—— 真人教化世间的方式,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这样,《太平经》既包含了道教神学的内容,又有创设宗教组织的直接目的,而统摄其理论和实践的,正是术数思想。

《太 平经》首先强调星占和历法推算,其作用是通过算学把握天文,通过精准的数学周期,以通向宗教的神圣时间。如经文称:“星数之度,各有其理,未曾有移动,事 辄相乘,无有复疑。皆知吉凶所起,故置历纪。三百六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满分数,是小月矣。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水有迟快,参分新故,各令可 知,不失分铢。”[29]强调“从古至今,出历之要,在所止所成。辄以心思候算,下所成所作无不就并数,相应绳墨。计岁积,日月大分为计”[30]。道教在历史上,屡屡有通晓天文历算者,有的还对古代科技做出了重要贡献。支撑他们的动力,并不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科学精神,而是术数学支撑起来的宗教信仰。

其次,《太平经》进一步强调术数模型的普遍应用。以道教特别重视的炼养方技而言,《太平经》对守一之术的重视,就因为“一”具有独特的术数学内涵,既是道之喉襟,也是数之始起。而修炼存思之术,也当“顺用四时五行,外内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悬象而思守”[31]。《太平经》还以术数论及医学、葬宅、音乐等多个方面,甚至《太平经》的文本形式,也是建立在术数模型之上的,如经文解释为何作170卷时谈到:

夫 一者,乃数之始起。故天地未分之时,积气都为一。分为二,成夫妇。天下施于地,怀妊于玄冥,字为甲子;布根东北,丑为寅始;见于东,日出卯;毕生东南,辰 以巳垂枝于南,养于午;向老西南,未以申也;成于西方,日入酉;毕藏于西北,戌与亥。故数起于一,而止十二。干之本,五行之根也。故一以成十,百而备也。 故天生物,春响百日欲毕终。故天斗建辰,破于戌。建者,立也,万物毕生于辰。破者,败也,万物毕死于戌。故数者,从天下地八方,十而备;阴阳建破,以七往 来,还复其故。随天斗所指以明事,故斗有七星,以明阴阳之终始。故作太平经一百七十卷,象天地为数,应阴阳为法,顺四时五行以为行,不敢失铢分也。[32]

古 建除家言,已详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其法以一年日月合朔之十二辰比附人事。《太平经》作者采建除家说,以十二地支述天文现象,并以此表明经文源于天地 气数的神圣性,进而申令人事。还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术数学建立在传统数学以及天文学等古代科学的基础之上,重视术数的《太平经》作者更将数学意义上的 “数”进行引申,强调其作为宇宙生成论及普遍规律法则的含义,并以此指导炼养实践。如“一”既然是数之起始,那么“守一”也自然是经中极为重视的神仙方 技。这一点,对后世道教兼摄传统数学的模式有很深的影响(如晋宋之际灵宝派的神学、仪式便体现了这一点,笔者将另文论述)。

当然,《太平经》作者亦善于易筮术数。《案书明刑德法》、《国不可胜数诀》等章,即用易卦六爻解释天地刑德生杀一年之中的变化。《太平经》术数的理论根基,也是《易传》天、地、人三才相通的观念,如经文释刘歆《三统历》题名称:“天地阴阳之精,共生万物,此三统之历也。”[33]通过星占历算,并参合易数,《太平经》建立了一套三合相通的宇宙观、社会观。

从 前面的分析可见,《太平经》采用五行、八卦、干支等模型,来说明经验观察中的天象变化,并将天象变化的周期以术数的形式神圣化。这样,道教在吸取术数学 时,便不仅仅关注具体的人事吉凶,而是通过术数证明天人同构,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纳入到术数的占验体系中来。道教自身的宗教礼仪、组织形式等,也往往 严格遵照星占、易筮等术数学架构的体系。以汉末太平道为例,张角按以三统立天、地、人三将军,以黄巾彰显土德之运,尊奉太乙式术数学所重之太乙神,起义时 间定为象征新纪年的甲子。而天师道立二十四(八)治,亦有与二十四节气或二十八宿相应之意。

3.汉代筮占与星占术数的融合与《周易参同契》的术数之学

《汉 志》方技略神仙、房中诸家书目中已多有托名黄帝之书,可见黄老学与神仙家合流的状况,然而这些书目之名尚无太多术数内涵。旧题刘向所撰《列仙传》中,仅提 到吕尚、呼子先等人有预测卜筮之术。可以推测,西汉早期神仙家承绪先秦道风,其养生学也较为古朴,还没有套用繁杂的术数模型。

西汉中期,孟喜、焦赣、京房等人发明象数易学,倡卦气之说,实将易筮与星占术数进行了系统的整合。需要说明的是,张其成先生曾从目的与功用、内涵与外延等方面对象数与术数作出了严格的区分[34]。而实际上,张先 生采用的是狭义的术数概念,仅包括预测吉凶的操作方法系统。而我们也已经谈到过,广义而言,术数学根本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术数模型认识天道,以明人事吉凶, 其历史渊源远远早于周易象数。而《易经》本为卜筮之书,象数体系也是从占卜技艺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当预测吉凶的目的被弱化,而探寻性理天道的意义被突出 时,也就出现了象数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象数学乃是术数学精致化、哲学化的一支,正如《数术记遗》以及秦九韶《数术大略》是由术数向数学发展的成果一样。 而中国历史上的天文学著作,如《乙巳占》、《开元占经》,也同为星占术数之书。故而我们用术数统摄象数,不会对象数学的价值有所贬损。

东 晋葛洪著《神仙传》时,对汉代神仙家运用术数学的事迹已多有记述。在葛洪笔下,除魏伯阳外,精通术数的汉代神仙家还有王远、伯山甫、东郭延、刘京、李意期 等人,这实际上反映了汉代神仙家对术数学逐渐接受的情况。直到东汉末年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才吸收、发挥新生的象数易学,最终完成了术数模型与修炼方 技的统一。

《周 易参同契》在丹道炼养中应用术数学,最大的特点是强调炼养需按照严格的时间要求。如《君子居室章》言:“藏器俟时,勿违卦日。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余六十 卦,各自有日。聊陈两象,未能究悉。立意设刑,当仁施德。逆之者凶,顺之者吉。按历法令,至诚专密。谨候日辰,审查消息。”[35]时间表达为易卦、干支、月相等符号,有术数学上的吉凶意义,而《周易参同契》更以月体纳甲之法形成了系统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所指示的对象,其经验依据则是天象和人体生理规律的周期。故而《君臣御政章》又称:“爻象内动,吉凶外起,五纬错顺,应时感动。”[36]五纬(五大行星)运行是星占学关注的重点。在这里,修炼者对其关注则出于炼养的目的。另外,在炼养实验中,《周易参同契》还要求“临炉定铢两”[37]“审五行,定铢分”[38],而不致“度量失操持”[39]。我们在六朝上清经中还可以看到,存思星辰前亦有天象观测和数理推算的要求,这种宗教修炼的目的正是推动道教古科技发展的动力[40]。



三、汉代道教术数形成的内在逻辑



我 们已经看到,道教传承了风格迥异的汉代术数典籍,而汉代主要的几部道教经典,也在不同的意义上援引、发挥术数学。道教来源及分派本身杂而多端,道教所传术 数更有显著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的道教术数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的关系。而实际上,道教术数这一概念并非毫无规定性的大杂烩,而是有着特定的层次和逻 辑联系,笔者在此试略作归纳:

第一层次:对术数学初步吸收

汉 代流传的种种术数,如太一、六壬、遁甲三式,灵棋卜法等,均为黄老道家、神仙家及后来的道教所吸收。这反映在后来的道经目录如《抱朴子内篇·遐览》的著 录,《道藏》、《四库全书》等丛书存留的文献之中。《神仙传》对汉代神仙家直接运用术数学的情况多有记载。但我们从《灵棋本章正经》的祝祷,以及葛洪对遁 甲术的描述,可以发现道教对其传承的术数典籍,还有不少加工。这使得本出于占卜目的的术数,呈现出更多宗教化的色彩。

第二层次:宗教仪式(含炼养、法术)的术数化

道 教通过炼养、法术等宗教仪式以期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术数学首先即运用在这一领域。《太平经》守一、存思等术,《周易参同契》丹道术数之学,都是这种表 现。葛洪在《抱朴子内篇·登涉》中,亦强调修道者应以遁甲秘术选择吉日入山修炼。而遁甲式占之学,也是兴起于汉代,葛洪所引证的《遁甲中经》等书,当为汉 晋之间道教将遁甲术与法术结合之作。除葛洪著录的《八卦符》、《监乾符》等符箓外,《正统道藏》太平部所存《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另见敦煌遗书 《三洞奉道科诫仪范》)提到的《太一八牒遁甲仙箓》、《紫宫移度大箓》、《老君六甲秘符》,也都是汉晋间道教对符箓术数化的结果。

我们在道教仪式中可以看到鲜活的术数文化的遗存,不过,经过道教仪式的重新诠释,术数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如遁甲式占即衍生出法术意义上的遁甲术。

第三层次:宗教组织的术数化

杜尔凯姆以来,社会学家多从社会的角度(如社会功能)认识宗教。然而,宗教有其自身定义的神圣性,宗教在建构自身组织时,也常常以特定的符号标识其组织与世俗组织的差异。道教正是以术数透视社会政治,并以术数符号标识自身组织的神圣性。

第四层次:宗教意识的术数化

正如美国宗教学家伊利亚德所言,“如同皇宫一样,哪怕是中国最古朴、原始的住房也有着同样的宇宙论符号:它们也构成了‘世界的缩影’”[41]。 既然象征宇宙模式的术数符号并非道教专属,那么道教采用术数符号的特别之处何在呢?实际上,道教在吸收术数的同时,更重新诠释了术数的意义,即用道家思想 赋予术数新的内涵。而道教自身的宗教意识,也受到了术数学的深刻影响。黄老道家及早期天师道以术数学诠释《道德经》,便是典型一例。

这四个层次由浅而深,反映了道教对术数吸收的不同程度,也凸显了术数道教化与道教术数化的双向进程。



汉 代道教术数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多向度的社会影响,如影响中国哲学、科技、文艺等等。但最为直接而显明的意义,是塑造了道教自身的宗教形态。从观 察世界、人类社会的方式,到实际的个人炼养与宗教社会实践,乃至对“道”的理解,道教始终都离不开术数思维方法与模型。而今天道教的标志性符号——北斗七 星图、太极八卦图,也分别渊源于星占和易筮术数。对汉代道教术数发生学上的研究,则是我们揭开这些符号所指意义的钥匙。




[①]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页。

[②] 盖建民:《道教科学思想发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7-136页。

[③] [东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5页。

[④]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14页。

[⑤] [东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5页。

[⑥] [刘宋]范晔:《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03页。

[⑦] 詹石窗:《灵棋课法的由来及其符号解读》,《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第68页。

[⑧]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⑨] 陈志辉:《隋唐以前之七曜历术源流新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46页。

[⑩] 盖建民:《道教科学思想发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11]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第87-106页。

[12] 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63-364页。

[13]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14] [东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4页。

[15] [东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0页。

[16] [东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9页。

[17] [东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3页。

[18]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46页。

[19]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2页。

[20]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

[21]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1页。

[22]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1页。

[23]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86页。

[24]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4页。

[25]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2页。

[26] [唐]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道藏》第1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以下引《道藏》皆同此版本),第421页。

[27] [北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籤》,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05页。

[28] 《道法会元》,《道藏》第29册,第265页。

[29]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13页。

[30]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14页。

[31]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0页。

[32]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08-709页。

[33]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7页。

[34] 张其成:《象数易学》,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第65-72页。

[35] [南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道藏》第20册,第125页。

[36] [南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道藏》第20册,第121页。

[37] [南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道藏》第20册,第124页。

[38] [南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道藏》第20册,第130页。

[39] [南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道藏》第20册,第123页。

[40] 杨子路:《存思与天算——六朝道教上清派与中国传统数学》,《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0-125页。

[41]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晏可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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